重谈新边塞诗派

重谈新边塞诗派


(唐翰存)


(语文报高考版)


唐代诗人有漫游之风,豪放的年代,王昌龄、岑参等人从长安出来,到边塞大漠去,一下子就开拓了诗歌的审美空间。在此前,诗歌有一段时间宫廷化风气严重,格局狭隘。诗歌能从固有的格局中跳脱出来,首先完成的是一个写什么的问题,是题材上的重大革新。


新边塞诗也是一样。新边塞诗的崛起比朦胧诗稍晚一点。相对而言,朦胧诗更具有整体感,更有时代性,新边塞诗则是一个地理概念,被誉为“唯一的西部诗或最西部的诗”;朦胧诗的社会意识强烈,多精英独白,多反思和批判社会历史,新边塞诗则借助自然环境,厚描自然环境里人的悲壮和浪漫。朦胧诗总体上比新边塞诗的影响大,是因为人们对社会问题的关注要比对自然问题的关注来得紧迫,从而将朦胧诗推到了一个时代的话语中心。新边塞诗从朦胧诗里吸收了某种“朦胧”,那种个人的主体性,那种表现方式上的隐喻。可以说,没有朦胧诗的滋养,新边塞诗就不是我们看到的那个样子。可反过来说,新边塞诗也发展和衍生了朦胧诗的主题。当人们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到达一个饱和度以后,他们发现,影响人生存的不光是社会,还有自然。某些情况下,自然的力量可能更大一些。新边塞诗因其展现的西部独有风貌,唤起人们的新奇,也契合了改革开放年代中国人“再造民族精神的内心吁求”。


在中国新诗史上,还从来没有任何一个诗歌流派像新边塞诗派这样集中地、大张旗鼓地、浓墨重彩地描写自然,形成史诗般的质感。从新疆的周涛、杨牧、章德益,到青海的昌耀,再到甘肃的李老乡、林染等人,以各自独特的眼光和语言风格,塑造出了极为丰富的西部意象群,形如油画,声如号角。其中,周涛笔下的野马群、昌耀笔下的牦牛和高车、李老乡笔下的旷野、林染笔下的敦煌,已经变成诗歌圈子里耳熟能详的经典。“一百头雄牛噌噌的步伐/一个时代上升的摩擦/彤云垂天,火红的帷幕,血酒一样悲壮”(昌耀《一百头雄牛》),毫无疑问,昌耀以牛角为号,写出了西部自然的最强音。其次,是周涛的大气潇洒,是李老乡的奇崛幽默,是林染的清丽浪漫。就连较少涉猎边塞诗的何来,当年偶一为之,也写出有神采的诗句:“火云低飞/熨平百里草滩”,可见这些诗人的总体实力。遗憾的是,在新边塞诗人中,昌耀先生已经离世,剩下的,现在大多已经不写诗或者不写边塞诗了,只有李老乡先生还在数年如一日,推敲于闹市,“顺手一把边塞诗/吻遍天涯草尖花/自喻关外响马”。


新边塞诗派甚至整个西部诗受到的一个冲击,是1986年“第三代诗派”的兴起。“第三代诗派”以“口语化”著称,主张在诗歌里消解崇高、消解文化、消解理性。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时至今日,“口语诗”却从来没有在西部形成气候。西部的语境几乎让“口语诗”没有生存能力。至今,甘肃诗歌乃至西部诗歌为人们所认同、肯定、叫好的,仍然是那些带有经典西部意识、西部色彩的诗人及其作品。面对纷繁多变的诗歌潮流,甘肃诗歌没有摇摆,没有跟风,没有去赶时髦。不妨这样说,甘肃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新诗传统。深究起来,这一传统的形成,恐怕有赖于前辈诗人们特别是新边塞诗派当年奠定的诗风。新边塞诗人以西部土地为旗,以西部的风沙、牛羊为号所开创的诗歌审美范式,已变成响当当、捶不扁的铜豌豆,收藏在每一位甘肃写诗人的心里。


(选自《甘肃日报》,2013711

辽国的“一国两制”

辽国的“一国两制”


(吴真)


(语文报·高考版)


“一国两制”在当今中国社会可谓家喻户晓。殊不知在一千多年前的古代中国早已有了“一国两制”。公元10世纪下半叶宋辽金时期,我国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辽,创世纪地实施“一国两制”,统治多民族的辽国与中原抗衡达二百多年。


契丹民族在北方草原上日渐兴盛的时期,正当中原处于五代十国分裂割据之际。在北宋建立之前,中国处于一个大分裂时期,也正是在这个缺乏强大中央政权的历史空档期,契丹民族迅速在北方崛起,建立起了间跨塞外草原和中原汉地的辽国。


随着辽的疆域不断扩展,各民族生产方式、社会习俗等方面的差异所带来的矛盾也日益明显,尤其是契丹人的游牧文明与中原汉人的农耕文明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冲突。寻求一个并存不悖的制度困扰着辽的统治者,也给辽中央的统治带来艰巨的挑战。


947年,辽太宗率契丹大军进占中原,攻入后晋首都汴梁(今河南开封)。虽然他未能久居中原,于三个月后退回草原,但其北撤时将中原王朝的一套官制也带了回去,并依次正式确立了两套官制,“官分南北,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这样的“一国两制”不只体现在官制上,甚至连皇帝和官员的着装都体现出不同:“皇帝与南班汉官用汉服,太后与北班臣僚用国服”。南北面官制名称的由来,源于契丹古老的“尚东”的传统。契丹人认为东方是最神圣的方向,因此辽的皇帝不像中原帝王般坐北朝南,而是坐西朝东。于是皇帝两侧的臣子们也就成为北面一班、南面一班了。


《辽史·百官志》载:“辽国官制分北南院。北面治宫帐、部族、属国之政,南面治汉人、州县、租赋、军马之事”。其中北面官制是为统治契丹和其他游牧民族而设置的一种特殊制度,其官吏也一律任用契丹贵族,并任其掌管契丹一切军政大权。南面官制则主要沿袭唐制,采用唐代遗留的政府机构,设立幽云十六州,以统治农耕区的汉人和渤海人。史载辽太宗“既得燕云十有六州,乃用唐制,复设南面三省,六部、台、院、寺、监、诸卫、东宫之官”。


辽的北面官制具有契丹民族的显著特点。首先,北面官员始终跟随辽帝王的四时“捺钵”。所谓“捺钵”,是指契丹皇帝在游猎畋渔地区所设的行帐(行宫),随四季而迁徙,分为春、夏、秋、冬四时捺钵。“捺钵”时皇帝在行帐处召开政事会议,召集契丹及汉族大臣们处理政务,并且接受其他民族首领的参拜。会议接见完毕,皇帝便拔帐起行,到下一个行猎地点。大部分汉官返回中原居守,处理汉人事务,但是北面官则一直跟随皇帝。


其次,北面官是以世选制为任官制度。世选制不同于世袭制,它是辽朝特有的从具有才能的诸子弟中择优任用官吏的一种制度。终辽一代,世选制贯穿整个北面官制。高级官吏和低级官吏的择任都要经过世选,不同等级的官员也从不同等级的世家选任。但备选的官员只出自皇族耶律氏和后族萧氏,别的家族不得参与。


“以国制治契丹”,既没有脱离契丹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又充分利用契丹既有的制度,有利于契丹的稳定和强大;“以汉制待汉人”,使传统农耕生产的地区得到继续发展,防止了这些地区的社会倒退。由此可见,契丹所建立的辽代是一个具有进取开放精神的王朝。“一国两制”既因一国内部自然历史条件的不同而生,也促成了多重文化的自然融合。辽南北分制的双轨制度用于统治当时政治经济多元化的辽代是成功的。后世乃至今日,这种“一国两制”仍然是值得借鉴的一份宝贵遗产。


(节选自《金庸地图》,有删改)


 

上海的文化底蕴与渊源

上海的文化底蕴与渊源


(语文报·高考版)


“两千年历史看西安,一千年历史看北京,一百年历史看上海。”近代上海在短短一百年的时间迅速崛起,在中国城市发展史上可谓是一奇迹。文化是城市的生命,城市有了文化就有了生命,海派文化就是上海勃勃生机和活力的源泉。


“海派”一词,是20世纪20年代北京一些作家的创造,用于批判上海某些文人和某种文风,海派的对立面是京派,海派和京派象征着中国两种风格迥异的文化。京派是传统的正宗,海派则是叛逆的标新立异、中西结合的产物,充满浓郁的商业色彩和民间色彩。上海的曹聚仁先生对之有一个生动点评:“京派如大家闺秀,海派则如摩登女郎。”


上海文化在外来文明和中国传统文明之间,在精英文化和通俗文化之间呈现出开放的姿态,敢于打破成规,锐意革新,广采博纳,“海纳百川,兼容并蓄”成为“海派”文化的精髓,并体现于上海文化的方方面面。


清末民初,上海文学界由一批文人自发组成了“鸳鸯蝴蝶派”,代表作家有:包天笑、程小青、张恨水、陈蝶仙、范烟桥、秦瘦鸥等,他们大多擅长写爱情故事。该派作家持“游戏的、消遣的金钱主义的观念”,认为人生就是一场游戏:“不世之勋,一游戏之事也;万国来朝,一游戏之场也;号称霸王,一游戏之局也。”文学就是供人们消遣休闲的,他们以“做出一本快活杂志来,给大家快活快活。忘却那许多不快活的事……”为创作理念,祝愿人人“皆大快活,秒秒快活,分分快活,刻刻快活,时时快活,日日快活,月月快活,年年快活,永远快活”。张恨水的《啼笑因缘》和秦瘦鸥的《秋海棠》,注意细腻的人物刻画,感染力较强,受到读者的欢迎,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其后,广为流行的还有海派作家张爱玲的小说,如《倾城之恋》《红玫瑰与白玫瑰》《金锁记》《多少恨》《小艾》等文学性兼通俗性的作品。


清末画坛,画家们大多咀嚼古人的陈山剩水,呈现出衰微败落的景象。而海上画派的画家赵之谦、任伯年、吴昌硕等人,纵笔驰骋,一扫庸腐柔糜之习,开辟出一条全新的道路。


赵之谦的绘画取材极为广泛,笔墨恣意奔逸,用色绚丽灿烂,但艳而不俗,在浓妆艳裹里呈现出他的艺术特色。任伯年不为陈法羁绊,敢于革新,其花鸟画“笔无常法,别出新机”,技法娴熟,灵活多变。吴昌硕在赵、任基础上,把花鸟画推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进一步弘扬海派画风。在艺术教育方面,上海也起了很好的带头作用。1912年,由年仅17岁的艺术教育家刘海粟创办私立美术学校——上海图画美术院,该校又屡屡打破陈旧的世俗偏见,如1914年的“人体模特”风波,“男女同校”“招收青楼女士张玉良”等。1919年,吴梦非、丰子皑、刘质平等创办上海专科师范学校,其影响也很大,自此全国掀起了创办艺术学校的高潮。


电影从欧美传入中国后,首先在上海站稳了脚跟。1896811,上海徐园内的“又一村”放映了西洋影戏,这是中国第一次电影放映。1913年,中国第一部故事片《难夫难妻》诞生于上海,该片由张石川、郑正秋组成的新民公司拍摄。描写的是在封建婚姻制度下,一对素昧平生的少男少女被强迫配成夫妻的故事。在当时电影尚被当做赚钱和消遣“玩艺”的时代,如此严肃的题材是极其可贵的。


回溯历史,七百年前的上海,只是扬子江口所堆积而成的沙洲,一个小小的渔村,这村镇只有七八条街巷,居民不及一百户。村民以捕鱼为业,家家张着捕鱼的网,小河边上横着几十只小船,水面群鸭浮游其间。今日的上海已成为繁华的国际大都市,面对滚滚长江千百年沉淀下来的这片土地的沧桑巨变,我们不得不感慨造化的神奇,也不得不折服中华民族文明魅力的巨大如斯……


(节选自新浪网)

河洛文化的特征

河洛文化的特征


(韩石萍)


(语文报·高考版)


 河洛地区指黄河和洛水交汇处的广大地区。洛阳素以“九朝古都”享誉国内外,根本原因在于河洛地区具有丰厚的文化底蕴。“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史记·封禅书》),决定了河洛文化的起源。之后朝代兴替,中原逐鹿,河洛地区首当其冲。河洛文化有其独有的地域文化特征,风土人情、生活习俗、宗教信仰等都显示着河洛人的个性。诞生、成长、发展、繁荣于河洛大地的河洛文化,不同于其他的地域文化。它是中央文化、国家文化、国都文化、统治文化,长期占据着主导地位,成为中国文化的源头和核心,构成中国传统文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相传伏羲氏时,有龙马从黄河浮出,背负“河图”;有神龟从洛河浮出,背负“洛书”。伏羲依“图”“书”画作八卦,此即《周易》的来源。后来文王为《易》之卦辞,周公为爻辞,开辟了我国哲学史上独树一帜的易学。儒学、道学、佛学等也均起源于河洛。周公营建洛邑,并在此“制礼作乐”,创立中国最早的礼乐文化,以致孔子“入周问礼”,历代儒家尊周公为“元圣”。老子久居洛阳,是东周管理图书的官吏。他是道家学派的创始人,他写的《道德经》被称为“万经之王”,对我国政治、军事等思想的发展影响深远。佛教最新传入中国首先落脚于洛阳,洛阳白马寺被称为“中国第一古刹”,千百年来一直以“祖庭”“释源”的身份在佛教中居于超然的地位。


“河洛王者之里”。特珠的地理位置,决定了河洛文化具有正统性的特征。所谓正统,就是说河洛地区的文化在当时就是人们追求、信仰的象征,引导了华夏文化的发展方向。儒学渊源于河洛三代的礼乐文化。此后,儒学的每一次大的变革几乎都离不开洛阳。东汉时期,经学大师云集于此,尤其是郑玄,所创郑学成为官定儒经标本。北宋时洛阳成为全国文化中心,“五星聚奎,伊洛钟秀”。程颐、程颢融合佛道内容,建立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理学体系,被称为“洛学”,后经朱熹发展成为封建社会的官方哲学。可见,儒学发展于东汉经学,成熟于北宋洛学,影响中国数千年,成为中国传统文化永恒不变的主线和核心。其他如史学、文学、教育、科技、艺术等方面也无不如此。


河洛居天下之中,有超越一般地域文化的兼容特征。有人把它比作漩涡,言其既有强大的吸引、包容、凝聚的力量,又具有极高的辐射、渗透力。洛阳曾是世界上最繁华的国际大都市,也是丝绸之路的东端起点。在洛阳出土的外国钱币,有东罗马金币、波斯萨珊朝银币、日本和同开尔银币、尼泊尔银币等。福先寺,既有武则天御书碑文,还有印度僧人阿弥真那、日本僧人荣睿等禅居修法的场所。佛教源于印度,来中国后,扎根于洛土,并在河洛发扬光大。河洛人对外来的思想和艺术体现出高度的理解和接纳,北魏时,洛阳被称作“佛国”,龙门石窟就是历史的见证。


                                            (节选自《寻根》,2004年第5期)

“天下治乱”与四川盛衰

“天下治乱”与四川盛衰


(段 渝)


(语文报·高考版)


四川古称蜀。史家曾有“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后治”的说法。这个说法原是史家特指魏晋南北朝时期川陕之间的混乱局面和所受荼毒而言,后来又有学者提出应是指南宋时金、蒙先后屡攻川陕,从而导致四川经济衰颓而言,另有学者以为明末张献忠之乱亦是由陕及川,致使四川败落而言,等等。这些说法,都有确凿的史实作为立说依据,不过都是以某朝某代作为观察对象的,都没有跳出短时段历史观的窠臼。


从长时段的历史观即历史的全过程看,所谓“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后治”的流行说法,其实并非四川历史的治乱规律,应予否定。但以四川历史某个时期或某个阶段而言,则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其实,就中国各个省区的历史而言,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过这样的治乱交替现象,不是四川一省所独有的历史景观,更不是四川历史上的治乱规律。


三星堆文化和金沙遗址已经充分揭示出这样的史实:商周时期的古蜀文明曾取得重大成就,是中国文明的重要起源地之一,在中国文明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三星堆文明的卓越与辉煌,足以表明四川古代文明与中原文明平行发展、交相映辉,共同缔造了伟大的光辉灿烂的中国文明。清末辛亥年间,四川发动了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对武昌起义的成功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如果站在清王朝的立场上,认为“天下未乱蜀先乱”确为事实,1911年的四川保路运动和荣县起义可以称得上是其典型。民国前期,四川军阀混战长达20余年,形成军阀割据的“防区制”,造成四川近代史上最黑暗的时代。如果站在国民政府的角度上,认为“天下已治蜀后治”确为事实,民国前期四川的军阀“防区制”也可以称得上是其典型。


从历史的长时段视角出发看待四川的治乱与盛衰:四川历史的发展表现为“四盛三衰”,先秦、秦汉、唐宋、清代是四个高峰,魏晋之际、元明之际和民国前期是三个低谷。但高峰和低谷是相对而言的,高峰期的四川也并不总是直线上升,其中充满了迭宕起伏,同时它的盛衰局面也必然受到全国政治经济大局变化的影响。


四川历史上四个高峰期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们直接取决于几个必要条件:首先是政治相对清明,社会相对稳定,在这个基础上经济文化得以持续发展。其次是周边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的相对安定。当然,全国大局的安定是最重要的。先秦、秦汉、唐宋、清代四川的发展和繁荣,都离不开这几个条件。


与此相反的是,四川历史上三个低谷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与周边关系的不稳定有着密切的关系,或者是由全国战乱的局面所直接造成。魏晋六朝之际,不少割据政权统治过四川,四川归属不定,政区建制变动频繁,难以组织生产,经济文化大幅度后退。元明之际,四川长期战乱,文物菁华毁灭殆尽,难以复苏。民国前期,蒋系新军阀与各省军阀连年大战,而四川军阀在此背景下也割据争雄,混战不已,民生凋敝,社会破败不堪。铁的事实说明,分裂、割据、战乱是发展进步的大敌,而统一、和平、安定是发展进步的基本条件。


考察历史,我们不难看出,不论魏晋之际还是元明之际,四川历史低谷的出现都不是由“蜀先乱”引起的,绝不是什么“天下未乱蜀先乱”;而四川古代史上两次低谷的结束也不是在全国政治平定之后,绝不是什么“天下已治蜀后治”。

(节选自《治蜀要览》,巴蜀书社)

江南古典园林匾额楹联的审美文化内涵

江南古典园林匾额楹联的审美文化内涵


(杨俊)


(语文报·高考版)


江南古典园林素重匾额题名和楹联的设置,仅苏州一地其古典园林中“厅堂景点名称共有二百五十二处;匾额总计二百三十八块;楹联一百五十副;砖额七十二块。其匾额楹联艺术既体现出与北方皇家园林、南方岭南园林相同的共性,又充分显示了其独特的个性,情调优雅,意境深远,直接体现了园主或设计者浪漫的艺术想象和高雅的文化修养,是“造园家赖以传神的点睛之笔”,成为园林空间意境塑造的重要手段。《红楼梦》中就有“偌大景致,若干亭榭,无字标题,恁是花柳山水也断不能生色”的论述,由此可见匾额楹联在园林艺术中的重要地位。江南古典园林的匾额楹联大多出自于历代文人学者,又由著名书法家书写镌刻而成,因此不仅具有文学性,而且又是珍贵的艺术品。


园林匾联的首要任务是传情达意、烘托意境。中国古代造园家大都将自己对世界的认识理解和人生追求寄情于山水园林之中,并以匾额与楹联为媒介来表达内心的情感。品评和鉴赏留存至今的江南古典园林中的匾额楹联,可以发现它们蕴涵了“景无情不发,情无景不生”的审美文化内涵。


王国维先生曾说过:“一切景语皆情语。”景为情设,情因景现,“景无情不发,情无景不生”。园林是由建筑、山石、水体、植物等自然景物组成,以“物化”的形态存在,然而这种“物化”的自然景物又不同于天然的山水泉石,它是由人有意识的建造而完成,这些自然景物通过人的加工处理而达成一种和谐,传达出一定的思想感情,使人在观赏的过程中产生共鸣,获得审美的愉悦。园林中的匾额楹联作为一种信息交流工具,可以迅速而直接地传递园主或造园者的思想感情,有助于游览者产生美的感受。


网师园八角小亭匾额“月到风来亭” 取自于唐韩愈《奉和虢州刘给事使君三堂新题二十一咏·北楼》“晚色将秋至,长风送月来”诗意,小亭位于池中半岛,池水清澈,于秋夜欣赏月光波影,确为无比惬意恬适之事,而亭额“月到风来”恰到好处地点出了主题,使人于欣赏之时产生共鸣,情景交融,确为画龙点睛之笔。苏州怡园“画舫斋”楹联:“占一年好景,数朵奇峰,经卷熏炉,谁与赠洞霄仙侣;拟招隐羊求,寻盟鸥社,绿蓑青箬,人道是烟波钓徒。”以景结情,情由景生,反映了文人士大夫寄情山水,乐逸自然的高雅情致,使人读后产生一种对隐逸山林的清高生活的无限遐想和追慕之情。


江南古典园林,尤其是讲究诗情画意的文人园林特别注重园林意境的创造,“景以境出,情由境发”,意境美是中国美学所特有的审美文化内涵,园林意境美的创造更离不开园林的匾额与楹联。匾额与楹联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其背后蕴涵了一定历史时期和文化背景下中国古典园林艺术独特的审美观,更是中国传统文化与古典园林在相互融合和相互渗透过程中的产物。它使园林不但有“美的形式,更有美的内涵,让游人在游览时不但得到身心的放松,满足游憩娱乐的需要,更能受到文化的熏陶和心灵的陶冶,满足精神审美的需要”。

(节选自《广东园林》,2011年第3期)

烟花爆竹燃放否

    烟花爆竹燃放否


(语文报·高考版)


现场 燃放烟花爆竹会产生大量的有害气体和含各种金属氧化物的粉尘。年关将近,政府发出倡议,人们也支持减少烟花爆竹的燃放,共同营造干净的环境。但是也有人提出放鞭炮能够营造年味,传统不可丢弃,只要适量燃放就好。


    印象 防治污染;安全;传统文化。

让城市融入大自然

让城市融入大自然


(语文报·高考版)


 【发现】


    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201312月至13日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的概念。


  【说吧】


    1.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城镇化建设不应只是砍树、填湖、盖楼,用钢筋水泥的灰色丛林取代自然的绿色树林,而应依托现有山水脉络等原有的自然风光,将人类的建筑与自然环境融为一体,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2.城市功能的多样化。从前人们对城市的印象就是工作和生活的地方,现在人们对城市功能的要求提高了,城市里还应该能望得见山、看得见水,城市还应具备保护身体健康、陶冶情操、休闲娱乐等功能。


    3.传承历史文化。城市化进程使得承载着人们成长记忆的古树、池塘、老井、老屋瞬间化为乌有,也改变了乡村人的生活方式。“记得住乡愁”的概念,意在呼吁未来的城镇化建设应尽可能地保留历史文化遗迹。


  【一材多用】

人与自然;(2)因地制宜;(3)多样化;(4)历史文化。

方言歌,进步还是落后?

方言歌,进步还是落后?


(刘新民)


(语文报·高考版)


当流行歌曲不再能轻易地在所有人心中荡起涟漪,不少音乐人开始寻找流行音乐的下一个出口。“大众”难以出成绩,于是不少音乐人都转向了“本地化”。


    今年年初开播的各大选秀类节目里蹿红一些方言歌曲,从四川味十足的《老子明天不上班》、陕西方言的《今天我疯了》,到湖北方言歌曲《Xuo鸭脖》,人们一次又一次被这样的歌曲逗乐,方言的“点睛”作用一目了然。


    【热舆论】


    人民网:“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换一个说法放在流行音乐上同样适用,“越是本地的就越是迷人的”。


    某网友:方言歌曲是网络快餐文化的体现,只能在短期内轰轰烈烈。而且方言歌曲的“土”代表了生活方式的落后,只是开辟卖点,装傻逗乐。


  【冷思考】


    用方言词汇替代普通话词汇,采用方言唱腔,强调富有地方特色的方言元素,这是对音乐形式的发展,使之更具艺术魅力。


    音乐人大胆地从方言中吸收元素,敢于超越。歌声中飘荡着浓浓的乡土情怀,回响着社会和谐的音符。


    不可否认,有些方言歌曲因受市场化刺激,粗制滥造而过于通俗,没有积极健康的情调,需要加以规范和引导。


    用方言的形式传唱歌曲,用音乐的形式承载方言,既能传承传统文化,又能通过娱乐的方式有责任感地传播本土文化。


    【一材多用】


(1)       发展;(2)和谐;(3)情调;(4)变通;(5)传承。

好莱坞在华票房首败

好莱坞在华票房首败


(语文报·高考版)


现场 2013年,中国以217.7亿元人民币的票房收入,稳居世界第二。中国国产电影贡献的观影收入首度超过好莱坞大片。好莱坞大片已不能满足中国观众日益多元化的观影需求,人们期待看到更真实、更深刻反映中国文化的电影。


 

印象 关注本土;转变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