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作:境界

伴随着《天龙八部》入选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语文读本(必修),金庸先生的武侠剧在国人中再掀狂澜。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何以能几十年长盛不衰?我想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金庸先生在几十年的创作中不断地锻造自我,超越自我,终使自己的作品渐臻“凌绝顶”的境界。


    境界第一重:大侠郭靖


    武侠小说中的大侠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劫富济贫、除暴安良。梁羽生曾言,武侠小说可以无武,但不可无侠。金庸先生在他的早期作品《射雕英雄传》中便塑造了这样一位为国为民的大侠——郭靖。郭靖虽然在生活方面对黄蓉言听计从,但在国家大义方面却绝不含糊,助守襄阳十年,终成“侠之大者”。他作为金庸先生笔下第一位真正的大侠,的确做到了“独木柱长天,正气冲霄汉”。这也是当时武侠小说的固定模式:大侠必定正义凛然,光彩照人。小说在铺展到第二次华山论剑后,留给我们读者的是带着神的光环的郭靖和他的铁血丹心。


    境界第二重:苦瓜狄云


    武侠小说之所以被称为成人的童话,是因为它充溢着天马行空的想象、浪迹江湖的飘逸和惩恶扬善的快感。但它的现实意义究竟何在呢?于是金庸先生按下云头,将目光投向了社会的阴暗面,开始直面淋漓的鲜血。在金庸先生的中期作品《连城诀》中,他向人们展现了一个阴云笼罩、人人因贪欲无所不用其极的江湖。在这个世界中,独存的一个老实人便是狄云。狄云不是侠,而是一个大苦瓜,他在这个充斥着江湖险恶的世界中吃尽了苦头。诚然,大侠可以用绝世武功铲平世间不平之事,但在现实生活中,更多的普通人只能像狄云那样在困境中苦苦挣扎。至此,金庸的小说已经露出与别人不同的特质,从而在众多新武侠小说中卓然独立。


    境界第三重:小人韦小宝


    这是金庸先生封笔之作《鹿鼎记》中的人物。如同塞万提斯的《唐·吉诃德》终结了骑士小说一样,《鹿鼎记》通过一个与大侠相对立的小人物韦小宝,嘲讽了武侠小说中披着炫目外衣的大侠。现实中如大侠一样快意恩仇是不可能的,人们更多时候只能渴求一个基本的人生底线——生存,也正缘于此,有人甚至认为韦小宝的形象将比阿Q更加璀璨夺目。韦小宝这一形象背后所蕴含的中国文化人格十分值得研究,只是在武侠仍然大行其道的今天,人们还很难对此有更深层面的开掘。但无论人们认同与否,“鹿鼎公”这一封号将会长久地嘲笑着大侠,警示着小人。


    至此,金庸先生功德圆满,“金盆洗手”。他给世人留下的是中国通俗文学乃至整个中国文学的一朵奇葩——金庸武侠小说。


    从大侠到无侠再到反侠,金庸经历着思想境界的不断嬗变,而他的作品也在这一嬗变中达到了世人无法企及的高度,这或许就是金庸武侠小说的魅力所在吧!(王大宇)


【点评】


    本文的机智体现于“三点一线”的构思。金庸武侠小说“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洋洋十四部,逐一论来,谈何容易?作者把金庸的作品切分为早期、中期和晚期三大板块,并从中遴选出最具代表性的三部。更为机智的是,作者又进一步将目光聚焦于郭靖、狄云和韦小宝三个人物身上。从“十四部”到“三部”再到“三人”,化繁为简、化大为小的构思使文章高度收缩。如果说“选点”显示出了作者构思的睿智,那么“穿线”更显示出了作者构思的功力。作者在对三个人物悉心解读后,从中探究出了金庸武侠思想“大侠——无侠——反侠”的嬗变轨迹和武侠作品“武林神坛——现实世界——社会底层”的皈依历程。这条内在的思想红线“一线串珠”,将“三点”紧紧地联系到了一起。返璞归真为“武”之至境,亦乃“文”之至境,金庸的武侠小说也正是沿着这条“皈依”之路达到了世人无法企及的境界,从而也将本文的主旨推向了一个峭拔的高度。 (姜有荣)       (语文报·高考版223期)

看别人读书

读书最容易的是不抱任何思想包袱,只是随意去欣赏书中的情节和主题,取悦自己的心志。如读一些武侠小说、散文、诗歌等,只要达到自身感官的舒服即可。但如果一旦把读书看做要提高知识水平,写作能力的手段时,读书就不再象散步那么简单。它会使我们彷佛背着重物登山,有时感到心悸,路程漫漫而茫然,或许也会引起严重的高山缺氧反应。那么如何在读书中获得最多的知识,最方便的达到预期的目地,领会别人读书的方法未尝不是一条捷径。
  列宁的光辉著作《哲学笔记》,就是由列宁在读哲学书籍时写的批注和笔记汇编而成的,这部著作被公认为是马列主义哲学的经典巨著,真是难以想像,平时点点滴滴的积累也会成为一代伟人不朽的著作。
  看看列宁的读书方式其实也和我的没有什么不同。列宁读书喜欢作批注,他经常在书页空白处随手写下许多评论、注解和心得体会。有时也在封面上标出值得注意的观点,一旦读到具有较高价值的书,他就作笔记,还在封面、扉页上写下书目索引,以便应用时查找。如果在书中看到好的见解、好的素材,他会不惜力气的一一抄写下慢慢欣赏。
  巴拉斯读书和列宁不同,他读书在作阅读笔记时,先要确定需要的信息,然后找书和文章中的相关内容,把文章中读到的信息和观点与听到、想到、看到的联系起来,这就组成了他读书笔记中充实的内容,笔记中应包括关键词、关键词组,标题和小标题,但没有必要大段的摘抄精彩内容,因为如果不是爱不释手,认真做好了出处标记,书籍还可以查阅的到。
  杰克.伦敦的短篇《热爱生命》据说列宁看过一百多遍。今天的我们很难想向到列宁看此文时是如何作笔记、如何吸收文章中的精神实质,使之成为自己生活和前进的动力。而被称为“美国无产阶级文学之父”杰克.伦敦,他也有自己独到的读书方法。
  杰克.伦敦15岁离家去谋生,做过牧童、工人、水手,到过许多地方、见过各种景物,听过许多故事,一部经典《马丁.伊登》是他自己人生经历的缩影。读过《马丁.伊登》的人,一定不会看不清楚只读过几年小学的杰克.伦敦是如何完成他艰辛的创作历程的。他的写作,他的成功是伴随他辛苦的劳作生活和勤学不缀的读书生涯而进行的。有人这样描写他的读书:“当他遇到一本好书时,并不是用小巧的撬子偷偷撬开他的锁,而后窃取其中的内容,而是像一只穷凶极恶的饿狼,把牙齿没进书的咽喉,吞掉书的肉,舔尽书的血,嚼碎书的骨头,直到书所有的文字之美和精神力量成为他身体中的一部分。”如果能在《马丁.伊登》中看到马丁.伊登是如何在食不果腹的情况下,睁着狼一样的绿眼睛在昏暗的灯光全身心的投入到书中时,我们就不能理解这样的比了。 “马丁.伊登”所有困苦和欢乐的读书经历就如一面镜子反映了伟大的杰克.伦敦读书的方式。他常把读书笔记作在卡片上,放在家中任意显眼的地方,以便加深复习巩固,当写作时,的那些读书卡片上的笔记就会从卡片上跳出来为他服务。“‘马丁.伊登’是作家们必读的教科书,从那里能得到读书、做人更多心得”这句话有不及而无过之。
  我了解到的几个人,他们就是这样读书的,读书在于勤奋,但也要有一定的方式方法。当读书的苦差事变为美事,如饮美酒、品香茶时,那一定是把书中的营养彻底的吸收为己有了,那么,快速的提高也就是一件非常容易和自然的事了。    (来源:《阅读与作文》高中版)

那一代人的读书功夫

 


  谈到读书,我最佩服20世纪前半叶那一代文化名人,他们读书多,读得精,动不动一部大厚书就能背下来,真是了不得的功夫。


    从《八十忆双亲》里,知道钱穆9岁就能背诵《三国演义》。此事值得一录:


    那是一个晚上,父亲去镇上的烟馆议事,钱穆跟随同往。进了烟馆,一客忽然问钱穆:“听说你能背《三国演义》,是真的吗?”钱穆点头。又一客问:“今晚可以试试吗?”钱穆又点头。


    于是按照客人要求,他开始背诵“诸葛亮舌战群儒”。一面背诵,一面表演,把诸葛亮与张昭等人的语气动态,表演得淋漓尽致。大人称奇,小钱穆当然免不了有些飘飘然。


    第二天,钱穆依然随父亲去烟馆议事。路过一座小桥时,父亲问:“认得桥字吗?”钱穆点头说:“认得。”又问:“桥字是什么 旁?”答:“木字旁。”再问:“木字旁换马字旁是什么字,认得吗?”再答:“认得,是骄字。”父亲又问:“骄是什么意思,知道吗?”钱穆答:“知道。”父亲步步紧逼:“你昨晚的行为有这个骄字吗?”钱穆这时才明白父亲的意思,顿时如闻雷霆,俯首不语。


在父亲眼里,即便是9岁的儿子,即便是能够背诵《三国演义》,也不准你骄傲。


    那时候,读小说算不得正经功课,只能偷偷摸摸地读。能在这种状态下把《三国演义》背下来,正经功课的背诵更当不在话下。


    我想起上世纪80年代,钱穆的孙女正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读书,向祖父请教读书问题,钱穆的回信:“《论语》外,须诵《孟子》《大学》《中庸》与《朱子章句集注》为主。《庄子》外,须诵《老子》。四书与老庄外,该读《史记》,须全读不宜选读,遇不易解处,约略读过,遇能解又爱读处,则仍须反复多读,仍盼能背诵……”要求孙女背诵,作为史学大师的爷爷自然更能背诵。能够背诵《史记》,让人不敢想象。


    从张恨水的《山窗小品》里,知道他在14岁之前,就能够背诵以下典籍:《三字经》《论语》《孟子》《左传》《大学》《中庸》《诗经》《礼记》《易经》《千家诗》《古文观止》等。显然,这并不是他可以背诵的全部。从他很小的时候就写一些酷似《聊斋》的小说,可以证明他把《聊斋》读得烂熟了。从他上世纪30年代写的《水浒人物论赞》,又可以看出他对《水浒》的烂熟。原因是,在连载这部《水浒人物论赞》时,他每天既要出报,还要同时为几家报纸续写连载小说,他不可能有时间翻查原著,只能凭年幼时的阅读记忆去撰写。即使达不到背诵《水浒》全书的程度,也应该是差不多了。


    作为文史学者的曹聚仁,奉行的读书原则也许不是背诵,而是“书读百遍,其义自见”。在《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里,他谈到自己对几部经典著作的阅读遍数:《儒林外史》读了100多遍,都是一本正经地读,不是作为消遣地随便翻翻。读《红楼梦》赶不上俞平伯,但也先后读了70多遍。《聊斋》读了四五十遍,《水浒传》读了20多遍。《三国演义》读的遍数最少,只有两三遍,原因是它没有《三国志》引人入胜。《史记》读了多少遍,他没说,只说这是他最爱读的书,是下过一点苦功的。


    一个人肚子里有多少书,就跟一个人腰里有多少钱一样,那属个人隐私。因而,更多人的读书功夫我们就不得而知。例如,不是郑振铎亲自检验,我们怎么也不会知道茅盾能够背诵《红楼梦》;不是周建人的回忆文章,我们也不会知道鲁迅小时候是背过《纲鉴》的。从根本上说,是读书功夫成就了那一代文化巨人。


    遗憾的是,当我们惊叹那一代人的读书功夫时,我们无论如何也做不到。我们既感到没有时间,更感到没有必要,由此,导致我们缺乏那一代人的扎实功底,更不会有那一代人的杰出创作。


                                                    (来源:《新安晚报》/苗振亚)

读书小语

世上可做可不做的事是做不完的,永远要去做那些最值得做的事。读书也是如此。正确的做法是,在所有的书中,从最好的书开始读起。一直去读那些最好的书,最后当然就没有时间去读较差的书了。


    书籍少的时候,我们往往从一本书中读到许多东西。如今书籍愈来愈多,而我们从书中读到的东西却愈来愈少。我们对书中有的东西尚且挂一漏万,更无暇读出书中没有的东西了。


    开卷有益,但也可能无益,甚至有害,就看它是激发还是压抑了自己的创造力。我衡量一本书价值的标准是:读了它之后,我自己是否也遏止不住地想写点什么。自我是一个凝聚点,不应该把自我溶解在大师们的作品中,而应该把大师们的作品吸收到自我中来。对于自我来说,一切都只是养料。


    读书犹如采金。有的人是沙里淘金,读破万卷,小康而已。有的人是点石成金,随手翻翻,便成巨富。


                                   (摘自周国平的《在维纳斯脚下哭泣》)


 


 

[阅读] 诗人是什么

在中国文化奠基的时代,所有奔忙在黄河流域的诸子百家,辛苦虽然辛苦,却一路被诗歌所笼罩。
  他们不管是坐牛车、马车,还是步行,心中经常会回荡起“诗三百篇”,也就是《诗经》中的那些句子。这不是出于他们对于诗歌的特殊爱好,而是出于当时整个上层社会的普遍风尚。而且,这个风尚已经延续了很久很久。
  人类几个辉煌的古文明都经历过以诗歌建立民族共同话题的阶段,那些诗歌,大多是叙事体的传说史诗。中国古代也进入了这个阶段,但以散篇抒情诗为主。这个区别,将会决定中华民族不同于其他民族的一系列审美习惯。没有区别的是,大家在从愚昧、野蛮进入文明的一个关键台阶,居然都诗情漫漫。
  由此可知,我们远祖的精神起点很高。在极低的生产力还没有来得及一一推进的时候,就已经“以诗为经”了。这真是了不起,试想,当我们在各个领域已经狠狠地发展了几千年之后,不是越来越渴望哪一天能够由物质追求而走向诗意居息,重新企盼“以诗为经”的境界吗?
  那么,“以诗为经”,既是我们的起点,又是我们的目标。《诗经》这两个字,实在可以提挈中华文明的首尾了。
  当时流传的诗,应该比《诗经》所收的数量大得多。司马迁在《史记》中说,是孔子把三千余篇古诗删成三百余篇的。这好像说得不大对,因为《论语》频频谈及诗三百篇,却从未提到删诗的事,孔子的学生和同时代人也没有提过,直到三百多年后才出现这样的记述,总觉得有点奇怪。而且,有资料表明,在孔子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诗经》的格局已成。成年后的孔子可能订正和编排过其中的音乐,使之更接近原貌。
  但是不管怎么说,无论是三千选三百,还是三万选三百,《诗经》的选择基数很大,则是勿庸置疑的。
  我本人一直非常喜欢《诗经》。过去在课堂上向学生推荐时,不少学生常常因一个“经”字望而却步,我总是告诉他们,那里有一种采自乡野大地的人间情味,像是刚刚收割的麦垛的气味那么诱鼻,却谁也无法想像这股新鲜气味竟然来自于数千年前。
  我喜欢它的睢鸠黄鸟、蒹葭白露,喜欢它的习习谷风、霏霏雨雪,喜欢它的静女其姝、伊人在水……,而更喜欢的,则是它用最干净的汉语短句,表达出了最典雅的喜怒哀乐。
  这些诗句中,蕴藏着民风、民情、民怨,包含着礼仪、道德、历史,几乎构成了一部内容丰富的社会教育课本。这部课本竟然那么美丽而悦耳,很自然地呼唤出了一种普遍而悠久的吟诵。吟于天南,吟于海北;诵于百年,诵于千年。于是,也熔铸进了民族的集体人格。
  在朦胧的夜色中,一群人马返回山寨要唱几句约定的秘曲,才得开门。《诗经》便是中华民族在夜色中回家的秘曲,一呼一应,就知道是自己人。
  《诗经》是什么人创作的?应该是散落在黄河流域各阶层的庞大群体。这些作品,不管是各地进献的乐歌,还是朝廷采集的民谣,都会被一次次加工整理,因此也就成了一种集体创作,很少有留下名字的个体诗人。这也就是说,《诗经》所标志的,是一个缺少个体诗人的诗歌时代。
  这是一种悠久的合唱,群体的美声。这是一种广泛的协调,辽阔的共鸣。这里呈现出一个个被刻划的形象,却很难找到刻划者的面影。
  结束这个局面的,是一位来自长江流域的男人。


 



屈原,一出生就没有踩踏在《诗经》的土地上。
  中华民族早期在地理环境上的进退和较量,说起来太冗长,我就简化为黄河文明和长江文明吧。两条大河,无疑是中华农耕文明的两条主动脉,但在很长的历史中,黄河文明的文章要多得多。
  无论是那个以黄帝、炎帝为主角并衍生出夏、商、周人始祖的华夏集团,还是东边那个出现了太皞、少皞、蚩尤、后羿、伯益、皋陶等人的东夷集团,基本上都活动在黄河流域。由此断言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一点不错。
  长江流域活跃过以伏羲、女娲为代表的苗蛮集团,但在文明的程度和实力上,都无法与华夏集团相抗衡,最终确实也被战胜了。我们在史籍上见到的尧如何制服南蛮,舜如何更易南方风俗,禹如何完成最后的征战等等,都说明了黄河文明以强势统制长江文明的过程。
  但是,这种统制,不足以消解长江文明。任何文明的底层,与地理环境、气候生态、千古风习有关,伟大如尧舜禹也未必更易得了。幸好是这样,中华文明才没有在征服和被征服的战火中,走向单调。
  自古沉浸在神秘奇谲的漫漫巫风中,长江文明不习惯过于明晰的政论和哲思。它的第一个代表人物不是霸主,不是名将,不是圣贤,而是诗人,是一种必然。
  这位诗人不仅出生在长江边,而且出生在万里长江最险峻、最神奇、最玄秘、最具有概括力的三峡,更是一种必然。
  为什么说是必然?因为天地无言,需要象征。有象征才有精灵,有精灵才能表达天地之心。
  我多次坐船过三峡,每次都要满心虔诚地寻找屈原的出生地。我知道,这是自然与人文两方面经过无数次谈判后才找到的一个交集点。
  如果说,《诗经》曾经把温煦的民间礼仪化作数百年和声,慰藉了黄河流域的人伦离乱和世情失落,那么,屈原的使命就完全不同了。他只是个人,没有和声。他一意孤行,拒绝慰藉。他心在九天,不在世情……
  他有太多太多的不一样,而每一个不一样又都与他身边的江流、脚下的土地有关。
  请想一想长江三峡吧,那儿与黄河流域的差别实在太大了。那儿山险路窄,交通不便,很难构成庞大的集体行动和统一话语。那儿树茂藤密、物产丰裕,任何角落都能满足一个人的生存需要,因此也就有可能让他独晤山水,静对心灵。那儿云谲波诡,似仙似幻,很有可能引发神话般的奇思妙想。那里花开花落、物物有神,很难不让人顾影自怜、借景骋怀、感物伤情。那里江流湍急,惊涛拍岸,又容易启示人们在柔顺的外表下志在千里,百折不回。
  相比之下,雄浑、苍茫的黄河流域就没有那么多奇丽,那么多掩荫,那么多自足,那么多个性。因此,从黄河到长江,《诗经》式的平原小合唱也就变成了屈原式的悬崖独吟曲。
  如果说,《诗经》首次告诉我们,什么叫诗,那么,屈原则首次告诉我们,什么叫诗人。
  于是,我们看到屈原走来了,戴着花冠,佩着长剑,穿着奇特的服装,挂着精致的玉佩,脸色高贵而憔悴,目光迷惘而悠远。这么一个模样出现在诸子百家风尘奔波的黄河流域是不可想象的,但是请注意,这恰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个体形象出现的伟大诗人。《诗经》把诗写在万家炊烟间,屈原把诗写在自己的身心上。
  其实屈原在从政游历的时候也到过黄河流域,甚至还去了百家汇聚的稷下学宫,那当然不是这副打扮。他当时的身份,是楚国的官吏和文化学者,从目光到姿态都是理性化、群体化、政治化的。稷下学宫里见到过他的各家学人,也许会觉得这位远道而来的参访者风度翩翩,举手投足十分讲究,却不知道这是长江文明的最重要代表,而且迟早还要以他们无法预料的方式,把更大的范围也代表了,包围他们在内。
  代表的资格无可争议,因为即使楚国可以争议,长江可以争议,政见可以争议,学派可以争议,而诗,无可争议。


 



我一直觉得,很多中国文学史家都从根子上把屈原的事情想岔了。
  大家都在惋叹他的仕途不得志,可惜他在政坛上被排挤,抱怨楚国统治者对他的冷落。这些文学史家忘了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如果他在朝廷一直得志,深受君主重用,没有受到排挤,世界上还会有一个值得每一部中国文学史都辟出专章专节来恭敬叙述的屈原吗?
  中国文化人总喜欢以政治来框范文化,让文化成为政治的衍生。他们不知道:一个吟者因冠冕而喑哑了歌声,才是真正值得惋叹的;一个诗人因功名而丢失了诗情,才是真正让人可惜的;一个天才因政务而陷落于平庸,才是真正需要抱怨的。而如果连文学史也失去了文学坐标,那就需要把惋叹、可惜、抱怨加在一起了。
  直到今天,很多文学史论著作还喜欢把屈原说成是“爱国诗人”。这也就是把一个政治概念放到了文学定位前面。“爱国”?屈原站在当时楚国的立场上反对秦国,是为了捍卫滋生自己生命的土地、文化和政权形式,当然合情合理,但是这里所谓的“国”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国家”,我们不应该混淆概念。在后世看来,当时真正与“国家”贴得比较近的,反倒是秦国,因为正是它将中国统一,产生严格意义上的国家观念,形成梁启超所说的“中国之中国”。我们怎么可以把中国在统一过程中遇到的对峙性诉求,反而说成是“爱国”呢?
  有人也许会辩解,这只是反映了楚国当时当地的观念。但是,把屈原说成是“爱国”的是现代人。现代人怎么可以不知道,作为诗人的屈原早已不是当时当地的了。把速朽性因素和永恒性因素搓捏成一团,把局部性因素和普遍性因素硬扯在一起,而且总是把速朽性、局部性的因素抬得更高,这就是很多文化研究者的误区。
  寻常老百姓比他们好得多,每年端午节为了纪念屈原包粽子、划龙舟的时候,完全不分地域。不管是当时被楚国侵略过的地方,还是把楚国灭亡的地方,都在纪念。当年的“国界”,早就被诗句打通,根本不存在政治爱恨了。那粽子,那龙舟,是献给诗人的。中国民众再慷慨,也不会把两千多年的虔诚,送给另一种人。
  老百姓比文化人更懂得:文化无界,文化无价。
  文化,切莫自卑。
  在诸多同类著作中,我独独推崇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那一部《中国文学史》对屈原的分析。书中指出,屈原有美好的政治主张,曾经受到楚怀王的高度信任,但由于贵族出身又少年得志,参加政治活动时表现出理想化、情感化和自信的特点,缺少周旋能力,难于与环境协调。这一切,在造成人生悲剧的同时也造就了优秀文学。
  这就说对了。正是政治上的障碍,指引了文学的通道。落脚点应该是文学。
  我的说法可能会更彻底一点:那些日子,中国终于走到了应该有个性文学的高点上了,因此有一种神秘的力量派出一个叫屈原的人去领受各种心理磨炼。让他切身体验一系列矛盾和分裂,例如:信任和被诬、高贵和失群、天国和大地、神游和无助、去国和思念、等待和无奈、自爱和自灭,等等,然后再以自己的生命把这些悖论冶炼为美,向世间呈示出一个最高坐标:什么是第一等级的诗,什么是第一等级的诗人。
  简单说来,这是一种通向辉煌的必要程序。
  抽去任何一级台阶,就无法抵达目标,不管那些台阶对攀援者造成了多大的劳累和痛苦。即便是小人诽谤、同僚侧目、世人疑惑,也不可缺少。
  甚至,对他自沉汩罗江,也不必投以过多的政治化理解和市井式悲哀。郭沫若认为,屈原是看到秦国军队攻破楚国首都郢,才悲愤自杀的,是“殉国难”。我觉得这恐怕与实际情况有一点出入。屈原自沉是在郢都攻破之前好几年,时间不太对。还有一些人认为是楚国朝廷中那些奸臣贼子不想让屈原活着,把他逼死的。在宽泛的意义上这样说说也未尝不可,但一定要编制出一个谋杀故事,却没有具体证据。
  我认为,他作出自沉的选择有更深刻的因素。当然有对现实的悲愤,但也有对生命的感悟,对自然的皈服。在弥漫着巫风神话传统的山水间,投江是一种凄美的祭祀仪式。他投江后,民众把原来祭祀东君的日子转移到他的名下,前面说过的包粽子、划龙舟这样的活动,正是祭祀仪式的一部分。
  说实话,我实在想不出屈原还有哪一种更好的方式作为生命的句号。世界上的其他文明,要到近代才有不少第一流的诗人哲学家作出这样的选择。海德格尔在解释这种现象时说,一个人对于自己生命的形成、处境、病衰都是无法控制的,唯一能控制的,就是如何结束生命。
  我在北欧旅行时,知道那里每年有不少孤居寒林别墅中的高雅人士选择自杀。我看着短暂的白天留给苍原的灿烂黄昏,一次次联想到屈原。可惜那儿太寂寞,百里难见人迹,无法奢望长江流域湖湘地区初夏时节那勃郁四野的米香和水声。
  这种想法是不是超越了时代?美国诗人惠特曼说:所谓诗人,就是那种把过去、现在和将来融为一体的那种人。当然,惠特曼所说的是少数真正的伟大诗人。
  因此,屈原身上本来就包含着今天和明天。

                                       (来源:《收获》2007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