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谈新边塞诗派

重谈新边塞诗派

(唐翰存)

(语文报高考版)

唐代诗人有漫游之风,豪放的年代,王昌龄、岑参等人从长安出来,到边塞大漠去,一下子就开拓了诗歌的审美空间。在此前,诗歌有一段时间宫廷化风气严重,格局狭隘。诗歌能从固有的格局中跳脱出来,首先完成的是一个写什么的问题,是题材上的重大革新。

新边塞诗也是一样。新边塞诗的崛起比朦胧诗稍晚一点。相对而言,朦胧诗更具有整体感,更有时代性,新边塞诗则是一个地理概念,被誉为“唯一的西部诗或最西部的诗”;朦胧诗的社会意识强烈,多精英独白,多反思和批判社会历史,新边塞诗则借助自然环境,厚描自然环境里人的悲壮和浪漫。朦胧诗总体上比新边塞诗的影响大,是因为人们对社会问题的关注要比对自然问题的关注来得紧迫,从而将朦胧诗推到了一个时代的话语中心。新边塞诗从朦胧诗里吸收了某种“朦胧”,那种个人的主体性,那种表现方式上的隐喻。可以说,没有朦胧诗的滋养,新边塞诗就不是我们看到的那个样子。可反过来说,新边塞诗也发展和衍生了朦胧诗的主题。当人们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到达一个饱和度以后,他们发现,影响人生存的不光是社会,还有自然。某些情况下,自然的力量可能更大一些。新边塞诗因其展现的西部独有风貌,唤起人们的新奇,也契合了改革开放年代中国人“再造民族精神的内心吁求”。

在中国新诗史上,还从来没有任何一个诗歌流派像新边塞诗派这样集中地、大张旗鼓地、浓墨重彩地描写自然,形成史诗般的质感。从新疆的周涛、杨牧、章德益,到青海的昌耀,再到甘肃的李老乡、林染等人,以各自独特的眼光和语言风格,塑造出了极为丰富的西部意象群,形如油画,声如号角。其中,周涛笔下的野马群、昌耀笔下的牦牛和高车、李老乡笔下的旷野、林染笔下的敦煌,已经变成诗歌圈子里耳熟能详的经典。“一百头雄牛噌噌的步伐/一个时代上升的摩擦/彤云垂天,火红的帷幕,血酒一样悲壮”(昌耀《一百头雄牛》),毫无疑问,昌耀以牛角为号,写出了西部自然的最强音。其次,是周涛的大气潇洒,是李老乡的奇崛幽默,是林染的清丽浪漫。就连较少涉猎边塞诗的何来,当年偶一为之,也写出有神采的诗句:“火云低飞/熨平百里草滩”,可见这些诗人的总体实力。遗憾的是,在新边塞诗人中,昌耀先生已经离世,剩下的,现在大多已经不写诗或者不写边塞诗了,只有李老乡先生还在数年如一日,推敲于闹市,“顺手一把边塞诗/吻遍天涯草尖花/自喻关外响马”。

新边塞诗派甚至整个西部诗受到的一个冲击,是1986年“第三代诗派”的兴起。“第三代诗派”以“口语化”著称,主张在诗歌里消解崇高、消解文化、消解理性。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时至今日,“口语诗”却从来没有在西部形成气候。西部的语境几乎让“口语诗”没有生存能力。至今,甘肃诗歌乃至西部诗歌为人们所认同、肯定、叫好的,仍然是那些带有经典西部意识、西部色彩的诗人及其作品。面对纷繁多变的诗歌潮流,甘肃诗歌没有摇摆,没有跟风,没有去赶时髦。不妨这样说,甘肃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新诗传统。深究起来,这一传统的形成,恐怕有赖于前辈诗人们特别是新边塞诗派当年奠定的诗风。新边塞诗人以西部土地为旗,以西部的风沙、牛羊为号所开创的诗歌审美范式,已变成响当当、捶不扁的铜豌豆,收藏在每一位甘肃写诗人的心里。

(选自《甘肃日报》,2013年7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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