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寻找一条自己的路

写作,寻找一条自己的路


(祝勇)


(散文选刊)


好的作家都是孤本,不可翻版,不可替代。谁能取代鲁迅、钱钟书、张爱玲?谁能取代莫言、王小波、余华?如果这些人都一模一样,像孪生兄弟一样不分彼此,那文学史就不存在了。经典的意义,只在于告诉我们不要照着它的样子写,或者说,经典就是用来背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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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的写作,都经历过模仿的阶段,我们喜欢一种作品,就不知不觉地照猫画虎,或者在老师们的威逼利诱之下去简单照搬。后来我们发现,那些被称为经典的作品,只是我们祭拜的对象,我们给它们上香,磕头,却不能投靠它们,因为它们伟大,崇高,像大理石的纪念碑,却没有生存的真实感——哪怕是一点卑微也好。中国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所谓主流散文——我不止一次地说过——可以用“正确”来评价,但“正确”与否,从来都不是评价文学的尺度,文学只有深刻不深刻,没有正确不正确。我们小学没毕业就写下精辟的、圣徒式的和“正确”的文字,我们被打造成规格统一的产品,我们用相同的表情微笑,甚至连愤怒都是一样的。敬文东曾经回忆,小时候写作文,同学们写的基本上是一样的,都是写自己在帮贫农张大爷劳动,只是劳动的具体内容有异:有的人是挑水,有的人是劈柴,有的人是推车,有的人甚至是为他倒夜壶。他说:“作为一个历史悠久,且不乏保守和排外气质的村庄,我们村(那时叫生产队)根本就不存在一个姓张的贫农大爷。张大爷在我们幼稚而又苍老可笑的文字中之所以必须要存在,仅仅是为了满足原始图腾在我们身上的需要,也是为了给原始图腾的内在逻辑找到现实生活中的对应物,以便顺顺当当地引出如下结论:我们这些脸蛋都洗不干净的祖国的小花朵,早已做好了接革命的班的准备。”


  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文学的希望,就真的成了奢望了,因为我们受到的教诲与文学的精神刚好背道而驰。经典是规训,是格式化,是一种权力的控制,像福柯所说,“权力通过它而焕发活力”,文学变成了对“忠诚”的考验,变成了“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原则问题,它忽略了个人的特征,而加强了同质化的倾向。这是我们为“成长”付出的代价。成长变得不可信任,是因为成长的过程就是一个接受规训的过程,它的结局是让所有的人都变得一致,变得“规范化”。好文学与坏文学的区别,就像儿童与成年人的区别一样明显。经典就像塞壬的歌声,以优美的声调拉拢我们,让我们失掉了自我,在不知不觉中把自己毁灭掉。


真正的写作是寻找一条自己的路。余华说,“没有一条道路是重复的”,他甚至把这句话作为自己一本书的书名,可见他对这句话的看重。他的话只说了一半,我为他接上:没有一个人是重复的。好的作家都是孤本,不可翻版,不可替代。谁能取代鲁迅、钱钟书、张爱玲?谁能取代莫言、王小波、余华?如果这些人都一模一样,像孪生兄弟一样不分彼此,那文学史就不存在了。经典的意义,只在于告诉我们不要照着它的样子写,或者说,经典就是用来背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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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若有一支箭,从A点射向B点,需要多少时间?面对这样的问题,大多数人都会老老实实地通过距离和速度计算答案,从科学的角度来说,这样的答案是“正确”的,也是唯一的,但对于一个作家来说,这样的答案毫无意义。博尔赫斯是我最爱的作家之一,他在《时间》这篇散文中提到过古希腊的芝诺。芝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惊世骇俗:飞箭永远不可能从 A点到达B点。他的论证如下:飞箭要从A点到达B点,首先要到达这段距离的一半,然而要到达这段距离的一半,必须要到达这一半的一半,依此类推,“一半”会无限地分解下去,以至无穷,飞箭也就永远不可能从A点到达B点。他还用类似龟兔赛跑的典故来说明这个道理,只不过在古希腊的典故中,阿喀琉斯取代了兔子的地位,有人称之为“阿喀琉斯与乌龟”。故事是这样的:阿喀琉斯与乌龟赛跑,只要乌龟先他一步,他就永远也追不上乌龟,原理与“飞箭理论”是一样的。


芝诺是哲学家,他的答案有诡辩色彩,但在我看来,他更是文学家,因为他的答案符合文学的原则。文学是作家用自己的目光观察世界的产物,它是一个主观的世界,而不是一个科学的、逻辑的世界,它对世界的解释不是论证式的,因而,它是不能被某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定律统一起来的。但很多写作不用脑,只用手。他下的工夫越大,离文学的距离就越远,他就变成了那只飞箭,永远射不中文学的靶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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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人民出版社把我谈论散文的文章结集出版时,我为它起了一个名字:《散文叛徒》,以此彰显我对背叛的标谤。我们每个人都生存在“体系”之中,都在受到“体系”的催眠,谁说他可以不受“体系”的同化,那纯粹是吹牛,关键在于谁更能够摆脱这种催眠,让自我意识更早地觉醒。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那些“新散文”的写作者,像钟鸣、庞培、张锐锋、周晓枫、宁肯、蒋蓝等,不约而同地向新的表达挺进,散文的多样性突然迸发出来,正是基于他们对于格式化的写作已经彻底厌倦了。那种格式化的规训,取消了写作的神秘性,文学唯一的光辉,就是政治的光辉,而写作本身,则变得形象单一、口感寡味,看了开头就知道结尾。


需要多说一句,背叛和继承是不可分的,这是常识,无须多说。而我更愿意通过自己的写作来展现写作的不可预知性,我的作品很难归类,在书店里不知该放哪个书架,更与奖项无缘,这是因为无论在哪个领域,它们都是边缘,但我从不后悔,反而心怀庆幸——我庆幸自己找到了自己的语言,我用自己的语言从世界的整体上切割了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我找到了自己的那支飞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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